7 March 2016

菲仕兰坎皮纳迫切希望继续在中国发展壮大

菲仕兰坎皮纳是中国大型外国乳制品公司之一。去年,这家来自阿默斯福特的乳业合作社与中国的辉山乳业控股有限公司成立了合资企业。并购社团 (M&A Community) 与菲仕兰坎皮纳的法律顾问达米安诺斯•威纳斯和荷兰百思通律师事务所的合作伙伴兼菲仕兰坎皮纳的法律顾问戈比•斯曼克就菲仕兰坎皮纳在中国的发展抱负进行了讨论。

 

菲仕兰坎皮纳是世界第七大乳制品生产企业。该公司于 2009 年由菲仕兰食品公司和坎皮纳合并而成。自合并后公司的营业额由 85 亿欧元增长至 113 亿欧元。该增长的三分之一来自并购,其余来自公司本身。该企业每小时接收一百万公斤的牛奶用于生产乳制品。迄今为止,已有荷兰、比利时和德国的近 13,700 家奶农加入了合作社。

此扩展抱负的理念与公司的整体理念相符。“菲仕兰坎皮纳是一个奶农合作社,”达米安诺斯•威纳斯介绍道,“合作社是公司的所有人,企业有义务收购成员奶农的农场牛奶并实现其价值。因此,公司一直孜孜不倦地既在自己的市场里也在新的市场里寻找销售奶制品的方式。此外,牛奶是一种保质期非常有限的产品,必须立即进行加工。与死寂的原料不同,农场牛奶无法长期保存。”

十二月末菲仕兰坎皮纳发现很难消化其成员不断增加的产量。因此,在其成员奶农不再增加产量或保持目前产量的前提下,公司暂时向他们支付了补偿金。尽管公司为了能够加工更多的牛奶已经投资兴建新工厂,但当时因为在博尔库罗新建的生产基地尚未完工,因此菲仕兰坎皮纳的生产能力暂时仍然不足。所有其他消化牛奶供货的手段,如外包或向其他公司出售,都已经被采用。现在菲仕兰坎皮纳已经拥有足够的生产能力来消化所有的牛奶供货。

取消配额
菲仕兰坎皮纳的奶农之所以增加产量,首先是因为牛奶配额的取消。自 1984 年起,欧盟长期对乳制品产量进行法定限制以免生产过剩。但从 2008 年起布鲁塞尔开始分期取消限定。从 2015 年 4 月 1 日起牛奶配额已完全取消。现在欧洲奶农可以随意生产牛奶,但需要遵守一定的环保规定。

驱使欧盟取消配额的原因是为了让欧洲奶农能够更多地把他们的牛奶出售到欧洲以外。亚洲和非洲新兴市场的人口和中产阶级都在增长,因此对乳制品的需求也在扩大。此外,亚洲民众,尤其是中国民众,对欧洲的乳制品情有独钟。因为欧洲的乳制品意味着高质量标准。

“中国人更愿意购买从西方国家进口的乳制品,”威纳斯如是说,“他们不再相信自己的产品。直接原因是 2008 年的三聚氰胺毒奶粉事件。因质量标准管理不严(当时那里的质量标准比欧洲要低一些),导致数千中国儿童患病就医。你肯定也知道中国人在荷兰超市购买奶粉再出口到中国的事情。”

因此欧洲增加的牛奶产量主要是向亚洲输出。菲仕兰坎皮纳此前已在这块大陆上最大的国家——中国——建立了较强的知名度。“这在上个世纪就开始了,但我们于 2007 年结束了和中国分销商的合作,开始自己销售我们的产品。除了我们自己的活动,我们还和中国本地的奶制品企业辉山乳业公司成立了合资公司,”威纳斯讲道,“当我们的合资公司开始全面运营时,作为在中国唯一的外国乳制品公司我们就可以宣称,我们在中国和我们的的合资伙伴共同实现了独自完成整个产业链:由牧场到餐桌。”

在荷兰每人每年平均乳制品消费为 350 升牛奶,在中国仅为 25 升牛奶。因此那里存在很大的消费提升空间。2015 年菲仕兰坎皮纳在中国的预计营业额已达到 10 亿欧元,大约占公司总营业额的 10%。该营业额的 60% 来自美素 (Friso) 品牌婴儿食品的销售。这是菲仕兰坎皮纳大中华区总裁邱肇祥 (James Chiu) 先生向《中国日报》透露的。该营业额的 25%-30% 来自向中国大型乳制品和软饮公司出售原料产品。剩下的 10% 来自其他乳制品,如奶酪和奶油的销售。

合资公司辉山乳业
毋庸置疑,菲仕兰坎皮纳的未来在中国。但为什么选择与中国辉山乳业成立合资公司?“如果从零开始建立新厂需要花费很多金钱和时间,”菲仕兰坎皮纳的威纳斯解释道,“在中国仅是办理所有需要的许可可能就要两年时间。然后你还要建厂。我们不想走这条路,所以选择和一个可靠的中国伙伴进行合作。当然,尽管是本地生产,我们仍然会监督我们的合作伙伴保持符合荷兰的质量标准。”

毫无疑问,在这个拥有 12 亿人口、经济不断增长的国家充满着商机。但同时,在中国经商亦存在困难。“并购阶段非常需要优秀的律师,”威纳斯指出,“尤其是在一个你不了解当地法规的国家。”根据自己的经验威纳斯发现中国的律师由于文化原因不习惯针对自己的雇主提出反对意见。“我希望我的顾问犀利敏锐、敢于直言,但总体来说中国当地的法律顾问们很少提出反驳意见。”

菲仕兰坎皮纳因此决定雇用百思通协助其在中国的并购活动。“我们在中国有一个法律团队,无论在荷兰还是在中国我们都有中国律师雇员,”戈比•斯曼克介绍道。我们主要靠这个团队来处理中国和周边国家的并购和合规事宜。斯曼克是百思通在上海的并购合作伙伴,当菲仕兰坎皮纳在中国开始建立合资公司时为其提供了法律援助。但百思通仍然与当地中国事务所保持密切合作,因为在某些情况下必须这样做。“兼并申请必须由中国律师事务所提交。而且到法院执行法律程序的必须是注册从业的中国律师。这只是两个例子。”

除了必要性,百思通和当地事务所合作亦旨在为客户提供最佳服务效果。“我们在和中国律师建立长久关系方面花费了很多时间和精力。这样我们在需要的时候能够很快介入合适的律师。”当然最后仍将由百思通为雇主(如菲仕兰坎皮纳)提供最终司法建议。“商业法律业务在中国兴起得相对较晚。因此中国的法律工作者有时感到很难适应顾问这个角色。”

政治走向
在中国,政府对外国公司的要求并不总是很明确。“法律,尤其是对法律的解读和实施,是由当时的政治走向决定的,”斯曼克如是认为,“因此要和官方部门不断进行沟通,时刻注意政府的风向。”

尽管中国政府权力极大,对立法机关能够实施很大的影响,但百思通的这位合作伙伴认为这并不意味着外国公司相对中国公司来说一定处于劣势。“调查表明对外国公司处以的罚款与对中国公司实施的经济处罚比例相当。有人觉得外国公司被罚款的频率和数额更高,但这显然是因为这些处罚被报导的比较多。”

实际上,菲仕兰坎皮纳甚至从中国政府那里获得了益处,斯曼克补充道,“中国政府恰恰给予优惠政策鼓励这种与外国公司合作进行本地生产的做法,如我们和中国辉山乳业成立的合资公司。同时,我们为帮助中国发展乳业而与荷兰和中国企业及大学在中荷奶业发展中心开始的合作亦加深了彼此之间的信任。在过去的几年里,我们在进入中国市场和与中国合作方面领先于其他国际企业。结合这里中产阶级迅速增长的情况,我们对在中国的未来充满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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